苏宁华北、华东大将回归总部 四大事业群模块基本确立

作者对科斯的学说脉络条分缕析，极有说服力地澄清了科斯经济学对法学的意义究竟何在，有助于澄清法律经济学对科斯学说的认识。

因此，不论是行政法院对相关法律规范的司法审查还是其他的行政诉讼类型，亦具备客观审查或曰客观诉讼之功能，其根本目的是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法治的有效落实。通常而言，若经审查相关法律文件违宪或违法，法院会判决其无效，但在特殊情况下，考虑到与立法者的关系以及相应法规、规章的重要性，法院亦会判决不予适用。

就针对行政行为的撤销之诉而言，法院须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包括对行政行为的法律基础，即相关法律规范的合宪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并可通过确认之诉来间接实现司法审查。同时，作为客观审查的抽象审查也无须严格拘泥于申请标的，可对包含着申请审查标的的整部法律文件进行审查，这就区别于主观权利争诉中的依诉请审判。三、联邦宪法法院对法律规范的司法审查 1. 抽象司法审查。除此之外，当在执行职务中必须注意遵守的法律规范有违法之虞时，作为行政主体一部分的内部机构也可以提出审查申请，这一点是对《行政法院法》第61条第3款有关行政主体内部机构适格规定的例外。《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79条具体规定了抽象司法审查的相关内容。

[6] 五、结语 通过《基本法》的基础性形塑和《联邦宪法法院法》、《行政法院法》等法律的具体贯彻，德国确立了以司法权为审查主体的法律文件审查制度。参见Steffen Detterbeck,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3.Aufl.2015, Rn.95. i.V.m BVerfGE 33, 125 (156). [4] 参见Mauer, §20, Rn.90. [5] 参见Detterbeck, Rn.1418. [6] 参见BVerwGE 111, 276 (278). 进入专题： 德国 司法审查 。(27)参见[加拿大]格伦：《世界法律传统》，李立红、黄英亮、姚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提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要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把普遍论者说得一无是处，因为全球化的发展理论可以为不同方向的改革者提供经验与创意交流契机，促使不同的法律家族积极展开对话并寻求共性，所以中国的司法改革者既需要精准掌握改革的前提和语境，也必须积极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司法缺乏应有的权威，还不能够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同和尊重。(28)因此，中国的司法改革方向不可能以普遍论为理论基础。

追求实质正义，成为儒家司法正义的基本精髓，这一精髓发展到今天，主要以观念形态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心中，并常常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表达出来。司法改革必须打包，单项推进会致结构失衡……某些环节可能当下还无法一步到位，但在设计思路上和推进方向上一定要全盘考虑、配套推进，必须考虑到各个环节之间的系统性问题。

司法还不能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也不能有效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29) (二)群众路线与精英职业化之争 司法职业化的改革思路，如前所述早在清末司法改革中就已逐步萌发并形成，如沈家本等人遵循的就是以职业化的司法发展模式来推进司法改革。(20)国情论的司法是以政权维系者、支持者的角色而存在的，由此，其社会治理工具性的特点非常鲜明。(2)普遍论者主张用所谓的真理统治世界，不过在全球化的相互竞争中存在三种传统，即西方、伊斯兰和东方传统，(27)这一事实决定了，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因而倡导西化的普遍论，实际上就是鼓吹西方中心论，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的另类表达。

(21)国情论者的司法发展模式倡导者不仅清理了旧式的司法理念，后来还逐步清理了很多苏联的司法因素，如改革开放后，法学理论界逐步摈弃了苏联的阶级法学理论。这些意识形态化的司法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奠定了基础。(33)参见季卫东：《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49页。偏好用事后的社会效果取代既定的法律效果作为衡量裁判优劣的标准。

⑧参见范忠信：《中国传统司法的伦理属性及其影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4)明确提出要严格司法。

(19)参见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恰恰是司法职业化改革没有完成、司法不独立的必然结果。

此外，也出现了一些明确质疑现行政治体制、宪法体制的主张。容易把律师通过司法程序发起的与政府、公检法机关在法律上、网络上的争议理解为律师存在某种政治企图进而予以打压。(30)不过，在革命法哲学的支配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司法走的是一条不同于旧式司法的发展道路。(35)单向度的法律职业化司法改革主张者并不认同群众化的司法道路，认为司法的民主性、大众司法与专业化司法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并会导致司法独立大打折扣。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做出了司法在走回头路的悲观判断，并提出重启法律职业化改革的主张，提出司法独立、走司法专业化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20)参见汪世荣：《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1-273页。

(38)司法职业化固然是好的，但是司法职业化必须与司法民主化相结合，不能离开司法民主化来强调职业化，必须以司法民主化来促进和保障司法职业化，不能将司法机关推到人民对立面的职业化，司法职业化必须与受监督的司法民主相结合。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判决过分注重人情、情理、道德伦理，注重展示的是父母官爱民如子的精神。

在可能失控的情况下，必须刹车。然而，从司法改革的历史来看，任何单一的理论，无论是纯粹的职业化主张抑或是纯粹的司法民主化方案，似乎都无法单一地支撑起高度复杂社会背景下司法改革大厦的建造。

(1)强调要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提出要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从司法裁判的角度看，儒家支配性理念的司法观又可被称为实质正义司法观，其实际上是一种德性伦理，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

审判容易受人际关系的影响。不过，从学理上看，不少提法似曾相识，司法改革中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反复权衡和思考。因为制度改进和理念提升不可分离，所以没有理念支撑的制度改进是盲目的，反之，没有制度为载体的理念是空洞的，且相对而言，理念的内容更加根本。(3)杜绝外来力量插手个案审理本身就更好地保障了法官对法律的尊重。

司法腐败仍然比较严重，判案不透明、判决不公开、判决书不注重说理的现状为司法腐败创造了便利空间。官方讲求社会效果的司法主张，本质上与依法治国的目标相冲突。

司法独立和审判公开原则得以引入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陕甘宁边区等新民主主义政权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①不过实践也表明，虽然改革的具体措施已经出台了很多，但是司法职业化以及司法的公正、廉洁、权威目标还未达到。开始培养法律专业人才，探索法律职业化。

法院缺乏独立性，法官判案容易受到行政干预。⑦参见张伟仁：《中国传统的司法与法学》，《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⑤始自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和儒家阐发的仁政思想，促进了司法维护亲情伦理、坚持五听、限制刑讯、矜恤老幼妇残、慎待死刑等一系列司法原则、制度和人文精神的发展。(37)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

司法机关在现行权力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地位。⑩在此进程中，如何为不断冲击自身体制的西化法治理念和制度进行定位就成为每一位改革者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

(二)中体西用论 自清末法律改革伊始，中国司法就开始了现代化转型。第二，司法改革必须立足国情、符合中国实际，不能简单模仿域外模式，但同时也不能故步自封，排斥甚至背离司法规律。

以中学包罗西学，以体用、本末的关系范式定位中、西，使得中西文化相容、互补。在中体西用论的主导下，清末的新政和修律取得了系列成果。